37岁生日愿望：程涛追讨欠薪与求职之路，中年压力下的生活挑战

37岁生日那天，程涛在蜡烛前许下了两个愿望：拿回欠下的工资，重新找到工作。

这是难得且轻松的一天。老家的父母一早就给我打电话。妻子从早到晚忙着准备一大桌家乡菜，乖巧可爱的女儿就在我身边。他尽量不去想这一年里的那些不好的经历，但还是很难保持片刻的好心情。

中年男人肩上的责任太多了，全家都靠他养活，程涛却几乎每天都为钱发愁。在这位被无薪下岗半年多的造车新势力前员工心里，即使把失败、艰辛等所有描述现实的负面词汇加在一起，也不足以形容他的内心。 36岁这一年的感受。

女儿出生后，程涛夫妇咬牙买了一套每平米5万元的学区小两居室。他们不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每个月还要向银行贷款和向朋友借一万多元。他从农村一路奋斗到大城市。他没有亲人帮助，一切立业所需的一切都得靠自己挣来。收入来源中断后，这笔巨款就成了最大的问题。

“最近经常看到有人说报复性消费，但我就是想赚钱、省钱作为报复。”作为家里的经济支柱，程涛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半年多没有收入。

为了开源节流，程涛夫妇很少出去吃饭。去年年底结婚纪念日，夫妻俩带着女儿去看了一部动画电影来庆祝。过年回家的交通工具从高铁变成了普通火车，女儿常问的迪士尼出游计划也被无限期搁置。

压力太大了，以前一觉睡到天亮，连女儿的哭声都听不见的程涛开始失眠了。不断增加的教育和生活开支让他喘不过气来，两鬓的头发似乎一夜之间就白了。

“失业”这个词让失业者对周围人的态度特别敏感。

在造车新势力工作不到一年的李佳不敢接听父亲的电话，生怕家人发现他被下岗了。来北京那一年，55岁的父亲还在外打工，想为儿子的家庭和事业做出贡献。

孙浩暂时向交往不久的女友隐瞒了自己失业的消息。妈妈从老家来看他，他每天都要假装早起去上班，找一家离家不远的咖啡馆呆上一整天，晚上下班后才回家。 “我以前看电视，有些人下班后也会在车里坐一会儿。我发现现实中确实是这样。你不能把这种压力带回家，但你不可以”不知道如何缓解。”

所有的耐心、自信和自我保护能力都在与老板和HR打交道中逐渐耗尽。

程涛听说有人在领导办公室“耍花招”，索要他部分工资。他闲不下来，就买了水果，趁着下班时间去领导家拜访。他对双方坐下来、融洽交谈的气氛非常满意，于是回到家告诉妻子，工资有希望了。但现实情况是，谈判拖欠的工资并没有兑现。彻底失望后，他决定选择劳动仲裁，但公司不同意调解。 “你只能上诉，而且需要很长时间，你要考虑清楚。”

最后，程涛发现，即使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员工的手臂也扭不过公司的大腿”。

很多下岗员工一开始不服气，准备向公司发起挑战，但真正能坚持到实现那一天的人却寥寥无几。走法律程序或劳动仲裁意味着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孙浩甚至开始羡慕那些被大公司解雇的受害者同胞。 “至少他们还能拿到正常的工资和补偿。”

那些去年初有幸离职的人，无论满意与否，都能够找到另一份工作。 2020年，受疫情和汽车行业不景气的双重影响，找工作将更加困难。

孙浩每天宅在家里浏览招聘网站，投递简历的方向并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他渴望获得更多面试机会。少出门不仅是为了尽可能避免新的开支，也是因为房租昂贵。 “多呆在家里会让你觉得房租值得。”

卫生纸越来越少，洗手液越来越稀，食堂的饭菜变质，就连原本每人一个的垃圾桶数量也在减少。那些抱着高薪和未来来到造车新势力的传统汽车人，似乎成了人生的一个“大笑话”。

2018年初，首批推出“准量产车型”的五家新造车企业之一的奇点汽车在北京丽都饭店召开了年会。十几位总监级管理人员每人自掏腰包2000元，为员工购买耳机、按摩椅、加湿器等礼物。六七百人参与抽奖，士气高涨。

某知名新造车公司600、700人的年会同样盛大。一位参加当年年会的员工告诉未来汽车日报（ID：auto-time），中标率可达80%左右。奖品包括苹果产品，最小的是666元红包，最大的是5万元现金。 “这确实颠覆了我对年会抽签的理解。” 2019年，公司团队规模达到2000余人，年会分别在成都、上海、温州举行。盛况与2018年差不多，“奖品中还增加了一年期和两年期的新车。对”。

但2020年，这家知名新造车公司的年会却失去了往年的“热闹和盛大”。它刚刚在上海举办了一场简单的运动会，“有盒饭，每人40元左右”。同年，深陷拖欠工资泥潭的奇点汽车公司不再召开年会。部门间只有零星的小规模聚餐，员工人数减少了一半以上。

无数缺钱的细节拼凑出了造车新势力捉襟见肘的尴尬现状。

未来汽车日报（ID：auto-time）去年12月参加天机汽车ME7线下活动时，天机汽车食堂提供至少四菜一汤，有荤有素，还有水果可供选择。当时，公司内部人士表示，天极汽车引进了两家食堂供应商，以保证员工用餐质量。到了今年4月，欠了几个月钱的食堂老板放弃了抗争，饭菜质量直线下降。

另一位造车新势力员工表示，去年以来，公司商旅预算明显紧张。 “限制和要求比较多，出差时间也延长了，比如要求员工需要半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回国。”

由于没有钱，新造车厂商产业链上游的供应商往往规模较小，资金池小，付款周期短（传统车企的付款周期通常为半年左右，而新车可能会压缩到一个月以内）。

一位造车新势力供应商向未来汽车日报透露，部分供应商在签订合同时，因采购量大，做出了大幅价格让步。然而，当生产线铺开后，他们发现厂家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满足原来的采购量。一位造车新势力表示，“乐视出事后，供应商对造车新势力产生了心理警惕。”

某造车新势力负责采购的员工告诉未来汽车日报（ID：autotime），部分供应商建在农村，企业没有品牌。看门的是一位老人，“看起来像农舍。”另一位主机厂资深从业者表示，造车新势力想要找到整车生产所需零部件的供应商并让其愿意供货并按时供货并不容易。

由于欠供应商债务，奇点汽车项目曾一度中断了一批定制零部件的供应。拜腾汽车也因融资和供应链问题陷入“搁浅”。一位去过拜腾两次的人士表示，截至去年底，拜腾只对外开放了展厅和研发大楼，工厂大部分还是空的。 “原型车还只有一辆。”

缺钱也影响了产业链下游的汽车销售。新汽车品牌销量很少，与预期相差很大，合作的经销商也不太配合。如果出现客户投诉，新车公司的人员必须亲自为客户服务，处理客户投诉。

寒冬持续蔓延，勒紧裤带过日子的不仅仅是造车新势力。

以往出差机票选择19%折扣的丰田（中国）也收紧了预算。如果出差前三四个小时内有更低的折扣，就会选择更便宜的航班。特斯拉还一度削减商务旅行预算。 “快捷酒店的住宿费用已经降低到400元左右，经常参加世界各地比赛、提供技术支持的技术人员也不再那么频繁出差。”

一家合资车企去年每个工位一个垃圾桶，现在四个工位共用一个垃圾桶，连洗手液都变稀了。某整车厂员工告诉未来汽车日报（ID：auto-time），部分车企产线工人开始兼职送外卖。

现实的残酷在于，没有钱，就很难有资格谈论梦想。

与前合资品牌领导一起加入造车新势力的孟桐还记得，在几个同事辞职的部门分手晚宴上，大家都喝多了。

虽然人生追求不同，但至少在当时，离开的人似乎都有着光明的未来。有的被提升到管理岗位，有的获得了可观的薪水。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活力。”最后的祝酒环节，留在传统车企的同事们开玩笑说：“无论富贵贵贱，我们都不会忘记彼此，以后我会抱你的大腿。”

有些人的兼职工作已经达到了天花板，需要新的创业经验，而另一些人则厌倦了传统公司的资历等级制度。薪酬水平、反应速度、晋升空间与互联网公司不相上下的造车新势力，在聚光灯下展现了自己的力量。

2015年，吹响电动化号角的传统车企和原本一帆风顺的造车新势力互相挖角。在传统车企工作多年的程涛，曾经是这场人才大战的受益者。

当时，大多数新造车公司还处于组织成长和人员招聘阶段，总人数在200-300人，有的甚至不足100人。真正的研发团队尚未组建，正是高薪招聘人才的关键时期。蔚来财报显示，2016年全年，蔚来员工薪资成本超过9亿元，到2018年已增至超过41亿元。

在市场景气的时候，一些新造车企业甚至给猎头提供比传统车企高3-4倍的薪资。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的队伍和薪水正在上升。以至于程涛在得知同事跳槽时提供的福利后，后悔自己太快答应了，没有和很多伸出橄榄枝的公司进行比较。

汽车行业黄金时代结束，终端销量创历史新高，补贴新能源汽车行业初露锋芒。人们坚信，这将成为复制互联网行业奇迹的沃土。

目前人们热议的细节包括蔚来斥资数千万元在北京五棵松体育场举办首届NIO DAY，以及在北京王府井高额租金开设NIO House。蔚来员工在中国一线城市的酒店标准为900元，与世界500强接轨。在上海出差时，可直接入住希尔顿酒店；每日300元的出差补贴如不能全额花完，可转为补贴，直接存入员工账户。 。

传统车企员工李超坦言，这些看起来酷炫时尚、具有无限想象力和发展空间的新机会，对于在职场打拼五年的热血年轻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

他之所以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是因为新车“过热，感觉不可靠”。

堪称“砸钱机”的新车游戏，注定要靠资本输血。随着资本的热情逐渐降温，滑过创业浪潮的最高点，风头一时的新车运动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一路滑行。前往不可预测的方向和目的地。

2018年上半年，概念车上市2-3年后，到了交作业的时候，“很多人都交不上作业”，一位跳槽新车的汽车专家表示公司于2016年。

在孟桐看来，当热闹的融资环境不再存在时，缺钱的新建汽车似乎突然陷入了困境。 “很多事情无法实现，也没有机会继续做下去。”

2018年开始，造车新势力在项目支出上大幅勒紧裤腰带。

一位造车新势力的员工透露，在申请部门培训项目预算时，审核经理一一打电话给几家替代公司，进一步压低价格。对于资金严重短缺的企业来说，项目进展陷入停滞。 “供应商已经选定，但没有进一步进展。 ”。一些车企已经接手了之前交给第三方咨询公司的工作，自己来执行。

蔚来负责质量、采购、制造的执行副总裁沉峰告诉36氪，他出去开会的时候，总是把办公室的灯关掉。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蔚来安亭总部办公楼内竖起了节约用电告示牌，每天午休期间停电一小时。

从去年8月开始，程涛发现发工资变得困难了。公司说融资没能进来，周围的同事纷纷离开。每个月都有同事离开，三个人的工作变成了两个人，最后变成了一个人。程涛也想过放弃工作，但他还是抱着公司能活下来的希望而留了下来。

有人及时止损，他说服自己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做完。但直到除夕夜，拿着手机守候了一整天的程涛却没有收到自己承诺的欠薪。

2014年前后，曾在日本车企工作三年的张鹏离开传统主机厂，加入了一切从零开始的造车新势力。

上班第一天，他就感觉到办公桌的摆设有明显的差距。在传统汽车公司工作时，订书机、文件夹、计算器、笔记本、签字笔和一包纸巾都整齐地放在办公桌上。但在新的汽车制造公司，“办公桌上只有笔记本电脑和电脑”。

这几年，张鹏一边为几家造车新势力工作，一边经常熬夜加班整理材料。在传统车企中，“这些材料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简单修改而成”。

另一位接近新车的人士也向未来汽车日报（ID：auto-time）表示，很多新造车公司并没有很多传统主机厂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需要员工自己寻找解决方案。例如，预生产车辆的离线测试需要道路测试场地。传统车企有专门的场地，但新造车公司需要员工协调并向合作伙伴借用场地。

进入2020年，融资窗口关闭、持续亏损、疫情黑天鹅冲击，让造车新势力雪上加霜，四面楚歌，用人难留。以巨资招揽人才。

蔚来原用户开发副总裁朱江将于6月1日正式加盟福特中国，担任MACH-E纯电动项目负责人，阔别许久重回传统主机厂怀抱。今年3月，原蔚来用户中心副总裁赵宇辉加盟长城汽车，担任长城销售公司用户中心总经理。 2月底辞职的原天极汽车董事兼首席营销官向东平也出任北京现代副总经理兼销售部部长。

一位在造车新势力工作多年的汽车人士告诉未来汽车日报（ID：autotime），他身边有关系的人大多都回到了传统主机厂。 “造车新势力就像大海上航行的船，随时可能倾覆。传统车企更像航母，更稳定。”

在享受了新车制造巅峰时刻的兴奋之后，热情入场的汽车人正在承受着潮流衰退的痛苦。

因为“不习惯”，孟桐只在新车公司呆了两个月，就回到了原来的雇主。 “除了工资之外，企业的预算差距很大，工作流程和分工不够明确。另一方面，由于规模小，与一些零部件制造商没有议价能力，没有人信任你，差距很大。”

张鹏有些遗憾。如果他没有离开日本汽车公司“涉足新车制造的泥水”，他现在“至少是科长级别，年薪还有60万到70万元”。

如今，他已经全职在家照顾孩子半年多了。受疫情黑天鹅影响，传统车企招聘渠道在春节后突然关闭。他正在寻找跳回传统汽车公司的方法，硬着头皮与刚从职场毕业的新人竞争几个职位。获得月薪2万元左右。

我投入其中的梦想和抱负早已耗尽，只剩下现实的羽毛。张鹏觉得“现在没有人会冒险涉足造车新势力的浑水，除非真的找不到工作。”

程涛本来以为凭自己的资质找工作问题不大，但由于与前雇主的拉锯战，他的失业期不断拉长。他甚至第一次萌生了离开汽车行业的念头。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就是公司里的一个齿轮，当公司或者行业不景气的时候，无论你有没有能力，都可能像大浪冲走沙子，把你带走。” ”

他这才发现，美剧《权力的游戏》中那句意味深长的台词“凛冬将至”，已经成为他人生的真实写照。在获得最新的面试机会后，他告诉自己另一件事：“你会失败，而且不止一次。你必须要有耐心。”

这是几乎所有造车新势力的困境和机遇。李斌和李想仍然致力于造车。何小鹏认为，新造车创业的乐趣在于在99%的质疑声中生存并成长。 1月19日，威马汽车创始人沉晖在自己50岁生日时写道：今年我的白发长了很多，艰难的时刻我都咬牙坚持了下来。

生活的鞭子可能会打得更猛烈，但他们必须继续前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程涛、李佳、孙浩、孟桐、张鹏、李超均为化名。）